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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年10月6日晚,王、张、江、姚四人集团被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。粉碎这个集团的过程中,华主席的功劳毋庸置疑,当华主席认为叶帅的功劳最大时,正如叶帅所说:

“不能这么说,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,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,又是国务院总理,这件大事,如果你不下决心,你不拍板,做起来就难啊!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,你拍了板,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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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正是因为华主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,之后,他的地位迅速上升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。

然而,华主席不久后又迅速辞职,回到家中,过起了“不问政事,闲云野鹤般”的退休生活。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很复杂,因素也有很多。

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“两个凡是”。1976年10月26日,华主席出于对国内局势稳定的考虑,他曾口头对宣传部门提出一个要求:凡是毛主席讲过的、点过头的,都不要批评。

这是华主席首次提出“两个凡是”,与我们后来熟知的“两个凡是”差异巨大,也并没有直接的传承性。

当时,邓公的复出已经是大势所趋,人心所向。华主席则认为此事不易操之过急,一定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,也就是“瓜熟蒂落,水到渠成”。

1977年1月,华主席要求中办副主任写一篇社论《学好文件抓好纲》,这项任务的撰写最终落到了“两哥秀才”郑必坚和龚育之身上。

这篇社论本来是用来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,郑必坚和龚育之接到任务后,费尽周折,苦思冥想,在文章中提出了两句话: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,我们都坚决维护;凡是毛主席的指示,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。”

李鑫当时也没多想,拿到稿子便签发了出去,该社论便在权威官媒上刊发了出来。华主席在拿到“社论”改成的讲话稿时,也在相关场合读了出来。

谁也没有想到,“两个凡是”竟然会引起那么多人的质疑,甚至愤怒。针对“两个凡是”,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迅速席卷全国,在激烈的大讨论中,不符合实事求是的“两个凡是”败下阵来。

“两个凡是”的维护者汪东兴、纪登奎、陈永贵、陈锡联、吴德等人也纷纷从领导岗位辞职,华主席也辞职回家。

不过,华主席的辞职是为了国计民生和国家发展大局,“两个凡是”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。

戏剧性的是,第一次将“两个凡是”公开化和正式书面化的“两个秀才”郑必坚和龚育之却得以步步高升。

多年后,华主席曾叹息道:

“两个秀才”(指郑、龚)起草了一篇讲话稿,我拿到会场上去念了一遍,就把“两个凡是”的主张栽到我头上了。

客观地说,“两个凡是”(我们熟知的版本)并不是华主席提出的,却因为机缘巧合让很多人认为就是他的主张。

不过,这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,随着邓公的复出,国家发展进入了崭新的一页,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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